戴望舒和卞之琳的诗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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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和卞之琳都是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歌的主要杰出人物,其诗歌基本都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都强调现代诗歌的中国化和本土化,但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有截然不同的方面。

我将从诗歌主题,感,意象,语言,诗歌形体,艺术特色及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戴望舒与卞之琳进行比较。

戴望舒的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了音乐美和散文美。诗歌节奏与音调(押韵)的结合,大量使用连绵词和双声叠韵词,诗歌格式及韵脚的别出心裁体现了音乐美,《雨巷》是诗化和格律化同构的体现,《我的记忆》则是诗化和散文化共构的体现。卞之琳则追求在口语基础上运用欧化词汇、句法,并与中国文言词汇、句法杂糅在一起。其语言富有变化,会随着诗的内容时雅时俗,时文时白,早期以淡雅为主,中期则以细腻、清丽、含蓄、深邃为主。《断章》的每句诗都以两个相同的动词“看”“装饰”勾勒出不同的画面,语言简洁明快。

在诗歌意象上,戴望舒和卞之琳都善于运用意象,并且将东西的意象结合使用,诗歌丰富含蓄但不晦涩。戴诗大多呈现自然流露与隐约的暗示相结合的趋向,意象十分生活化,诗句排列自由。卞的诗太过重意象,因而诗意大多晦涩,诗作讲究音节的韵律,追求文字的奇巧,并成功引进了西方多种现代诗歌形式,对中国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有深远意义。

戴望舒的诗歌内敛,注重内心世界的揭示,以写情为主,属于“主情派”,而卞之琳以哲理为主,属于“主智派”。戴早期受新月派影响,主要抒发感伤迷惘的内心情感,到中后期转为积极,诗歌呈现出明朗乐观的格调。卞诗歌经常表现深邃的生活哲理,而这些哲理往往和诗意,诗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断章》就是典型的哲理诗,表现了相对论思想。

卞之琳的诗形匀称圆润,诗意循环不断,令人回味无穷。他特别注重新诗格律的营造,明确提出“顿”是格律的核心,只要每行顿数相同,就可以产生韵律,如《白螺壳》的诗形整齐中也有变化。戴诗注重音乐性、暗示性、隐喻性,句式大体整齐,押韵且韵位固定,如《雨巷》中ang韵的词反复出现,且句中有韵,音乐性极强。但他许多诗已不再拘泥于字数行数的整齐匀称及音节韵脚所形成的节奏,而是采用完全自由的形式,即自由体诗,来表达内在情绪的韵律。

戴诗主要运用想象,通感,暗示的手法。其诗歌体现的意境,意象本身就有暗示,象征和不确定性。诗人通常喜欢运用象征主义诗歌中的通感,暗示写心灵与感受的极端纤细和微妙复杂,“人化自然,感觉交错”即通感的体现。

卞诗弱化了诗歌的主观性色彩,强化其客观性,非个人特征,而戴诗主要体现自我主观色彩。卞诗主题注重表现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个人的精神面貌,尤其是现代感很强的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失落。对人生和命运,历史与时间的思考,迷惘和感叹是重要主题,他的诗歌善于描写典型细节和典型性格。

戴望舒与卞之琳虽都对诗歌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历史价值却有些差别。戴望舒开辟了西方象征派主义诗歌的民族化,以情绪的内在韵律来创造诗歌形式的节奏韵律,打破了新月派的形式束缚,实现对诗体形式的多种探究。“上承‘新月’,中出‘现代’,下启‘九叶’”是对卞之琳的最好评价,他是中国现代主义前期的探索者。“五四”和民族传统艺术及审美理想对他有深刻的影响,而“九叶”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广泛深入的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与融合,这使他在当时更加开放,从而创造出诸多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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